先帝深虑汉、贼不两立,王业不偏安,故托臣以讨贼也。以先帝之明,量臣之才,固知臣伐贼,才弱敌强也。然不伐贼,王业亦亡。惟坐而待亡,孰与伐之?是故托臣而弗疑也。
臣受命之日,寝不安席,食不甘味。思惟北征。宜先入南。故五月渡泸,深入不毛,并日而食;臣非不自惜也,顾王业不可得偏安于蜀都,故冒危难,以奉先帝之遗意也,而议者谓为非计。今贼适疲于西,又务于东,兵法乘劳,此进趋之时也。谨陈其事如左:
高帝明并日月,谋臣渊深,然涉险被创,危然后安。今陛下未及高帝,谋臣不如良、平,而欲以长策取胜,坐定天下,此臣之未解一也。
刘繇、王朗各据州郡,论安言计,动引圣人,群疑满腹,众难塞胸,今岁不战,明年不征,使孙策坐大,遂并江东,此臣之未解二也。
曹操智计,殊绝于人,其用兵也,仿佛孙、吴,然困于南阳,险于乌巢,危于祁连,逼于黎阳,几败北山,殆死潼关,然后伪定一时耳。况臣才弱,而欲以不危而定之,此臣之未解三也。
曹操五攻昌霸不下,四越巢湖不成,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,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,先帝每称操为能,犹有此失,况臣驽下,何能必胜?此臣之未解四也。
自臣到汉中,中间期年耳,然丧赵云、阳群、马玉、阎芝、丁立、白寿、刘郃、邓铜等及曲长、屯将七十余人,突将、无前、賨叟、青羌、散骑、武骑一千余人。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,非一州之所有;若复数年,则损三分之二也,当何以图敌?此臣之未解五也。
今民穷兵疲,而事不可息;事不可息,则住与行劳费正等。而不及今图之,欲以一州之地,与贼持久,此臣之未解六也。
夫难平者,事也。昔先帝败军于楚,当此时,曹操拊手,谓天下已定。然后先帝东连吴越,西取巴蜀,举兵北征,夏侯授首,此操之失计,而汉事将成也。然后吴更违盟,关羽毁败,秭归蹉跌,曹丕称帝。凡事如是,难可逆见。臣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。至于成败利钝,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。
译文
先帝考虑到蜀汉和曹贼不能并存,帝王之业不能苟且偷安于一地,所以委任臣下去讨伐曹魏。以先帝那样的明察,估量臣下的才能,本来就知道臣下要去征讨敌人,是能力微弱而敌人强大的。但是,不去讨伐敌人,王业也是要败亡的;是坐而待毙,还是主动去征伐敌人呢?因此委任臣下,一点也不犹疑。
臣下接受任命的时候,睡不安稳,食无滋味。想到为了征伐北方的敌人,应该先去南方平定各郡。所以五月里渡过泸水,深入荒芜之地,两天才能吃上一餐;臣下不是不爱惜自己呵,而是看到帝王之业不可能局处在蜀地而得以保全,所以冒着危险,来执行先帝的遗愿,可是争议者说这不是上策。如今敌人恰好在西面疲于对付边
这篇文章载于三国时期吴人张俨的《默记》,一般认为是诸葛亮的作品,当作于蜀汉建兴六年(228),比《前出师表》晚了一年。此时正值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中原未取得预期成果之时。在第二次北伐临行之际,诸葛亮向后主刘禅献上了这篇《后出师表》。
全文可分为四个部分。
第一部分从审时度势出发,高屋建瓴地指出讨伐曹魏是巩固蜀汉政权、兴复汉室江山的当务之急。文章的立论,由先帝刘备伐魏的决策开始,坐实到刘备托付诸葛亮伐魏这一重大任务之上。作者用了“惟坐待亡,孰与伐之”这一无可选择的反问句,说明了这次出师,乃是非伐不可的大事,决不能有所怀疑。
第二部分综论蜀中非议的错误。文章从两个方面立论:一是先帝遗意的决心,一是当前形势的有利,指明此刻出师,是为最佳时机,决不能宴然自惜,偏安蜀郡,得出了“兵法乘劳,此进趋之时也”的结论。
第三部分是全文的主要部分,诸葛亮从六个方面具体驳斥了蜀中非议的错
《后出师表》立论于汉贼不两立和敌强我弱的严峻现实,向蜀汉后主刘禅阐明北伐不仅是为实现先帝的遗愿,也是关系到蜀汉的生死存亡,不能因“议者”的不同看法而有所动摇。全文可分为四个部分。第一部分从审时度势出发,高屋建瓴地指出讨伐曹魏是巩固蜀汉政权、兴复汉室江山的当务之急;第二部分综论蜀中非议的错误;第三部分是全文的主要部分,多方面具体驳斥了蜀中非议的错误;第四部分论述世事多变,难以预料,必须尽力而为。
此文不仅是作者临行前上书的奏表,亦是其在当时情势下所表露的铿锵誓言,传达出一股忠贞壮烈之气。全文以议论见长,论证凿凿有据,论点鲜明,无可反驳;行文层层叠叠,用语激昂慷慨,气势充
此表一般认为是诸葛亮的作品。然而,由于《三国志》本传中不载,《文选》里也不见选录,而是为《三国志》作注的裴松之,在注文中引自张俨《默记》,所以,有人认为此表是伪作。但也有人认为,从体例文风和表中的言辞恳切来看,《后出师表》与《前出师表》并无二致;而且《三国志·吴志·诸葛恪传》中,诸葛恪说:“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,未尝不喟然叹息也。”所指可能即系后表。但具体是否为诸葛亮所作,仍有异议。
伪作论据
(一)《后出师表》没被《三国志》收录。良史陈寿修《三国志》,编《诸葛亮集》,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,但其均未收录此表。
(二)《后
韩子曰:“儒以文乱法,而侠以武犯禁。”二者皆讥,而学士多称于世云。至如以术取宰相、卿、大夫,辅翼其世主,功名俱著于《春秋》,固无可言者。及若季次、原宪,闾巷人也,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,义不苟合当世,当世亦笑之。故季次、原宪,终身空室蓬户,褐衣疏食不厌。死而已四百余年,而弟子志之不倦。今游侠,其行虽不轨于正义,然其言必信,其行必果,已诺必诚,不爱其躯,赴士之厄困,既已存亡死生矣,而不矜其能。羞伐其德。盖亦有足多者焉。
且缓急,人之所时有也。太史公曰:昔者虞舜窘于井廪,伊尹负于鼎俎,傅说匿于傅险,吕尚困于棘津,夷吾桎梏,百里饭牛,仲尼畏匡,菜色陈、蔡。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,犹然遭此灾,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?其遇害何可胜道哉!鄙人有言曰:“何知仁义,已享其利者为有德。”故伯夷丑周,饿死首阳山,而文、武不以其故贬王;跖跻暴戾,其徒诵义无穷。由此观之,“窃钩者诛,窃国者侯;侯之门,仁义存。”非虚言也。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,久孤于世,岂若卑论侪俗,与世浮沉而取荣名哉!而布衣之徒,设取予然诺,千里诵义,为死不顾世。此亦有所长,非苟而已也。故士穷窘而得委命,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?诚使乡曲之侠,予季次、原宪比权量力,效功于当世,不同日而论矣。要以功见言信,侠客之义,又曷可少哉!
古布衣之侠,靡得而闻已。近世延陵、孟尝、春申、平原、信陵之徒,皆因王者亲属,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,招天下贤者,显名诸侯,不可谓不贤者矣。比如顺风而呼,声非加疾,其势激也。至如闾巷之侠,修行砥名,声施于天下,莫不称贤,是为难耳!然儒、墨皆排摈不载。自秦以前,匹夫之侠,湮灭不见,余甚恨之。以余所闻,汉兴,有朱家、田仲、王公、剧孟、郭解之徒,虽时扞当世之文罔,然其私义,廉洁退让,有足称者。名不虚立,士不虚附。至如朋党宗强比周,设财役贫,豪暴侵凌孤弱,恣欲自快,游侠亦丑之。余悲世俗不察其意,而猥以朱家、郭解等,令与豪暴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。